第319章 商业环境的重要性（第2 / 3页）

关中，也在孙享福的推动下，在两年多以后，实现了一步到位，只要再经过一些努力，让全国所有的百姓成为自耕农，那么，大唐的经济实力翻个十倍二十倍，人均水平超越后世的宋朝明朝，是轻轻松松的事情，因为现在人口少，国家大，人均可分配资源太多了。

当然，一个国家变好，不会简简单单的因为施政者有个好的想法就能成功，你在尽力的把它变的圆满的时候，也有人在尽力的破坏它，人心是贪婪的，不知足的，即便是在后世，能够稍微做到约束人心欲望的，也只有律法，那时的发达国家有一个重要标志，就是律法健全，法律越是完善的国家，往往经济越是发达。

李世民是有这样的政治认知的，所以，李唐建国之后，第一时间兴教育，修律法。

然而，在孙享福看来，这个推进的节奏还是太慢，已经跟不上大唐的快速发展了，所以，他用一些很浅显的道理，点出了问题，提出了一个改革的方向，具体怎么弄，当然还是和以前一样，让李世民自己去找大臣开会商量，考证可行性。

大唐不缺智者，房玄龄和魏征都是，他们沉思了片刻之后，都有了自己的领悟，不过那些东西说起来可能是长篇大论，在街头讲，不合时宜，是以，只是点头赞同了孙享福的说法，觉得这是个可以深入探讨研究的问题。

臣觉得不应该，咱们的律法应该规定，官员在办公的时候，才能拥有特定的权力。”

李世民闻言一愣道，“呃，你的意思，就是除非公干的时候，官员都与平民无异？”

孙享福点头道，“正是，臣觉得，这才是公私分明，而且，公私分明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当大家在生活中，全部都处在同一个阶级了，就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，那么，社会自然就和谐了。

就好像臣和幸福村的村民一样，当初陛下把幸福村的土地划成了臣的职田，按例，幸福村的村民，就应该是臣的佃户，但是臣没有这么做，而是用一种合作的方式与他们共处，避免了形成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。

这种合作共处，会起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，同样是那么多地，如果每个村民把这些地当做自家的地种，跟他们把这些地当作别家的地来种，收成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
然后，四人继续逛街，李世民很细致的查看了商铺沿街摆卖的一些商品的价格，发现，比长安的市价低了许多，便向孙享福问道，“你善阳的商品价格，为何远低于长安？如此，今年西域胡商在长安的交易量，只怕会大不如前了。”

闻言，魏征却是接话道，“陛下您怕是不知道，这还是因为这两日西域胡商和朝臣们大量采购货物，将市价抬高了一两成的原因，平时的时候，善阳的货物，价格只怕比现在更低。”

孙享福点了点头答道，“魏大人说的对，平时的时候，善阳的货物价格，确实比现在还要更低一些，原因无它，因为我们产出多，这种低价，成就了我们善阳的竞争力，却对关中或者其它地区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，可在臣看来，这种冲击，是良性的，对国家有好处。

这也是为什么，我幸福村出来的人，做事的效率都比一般的人都高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是在帮自己干活，赚的多，他们分的多。”

在后世，民国，到建国初，再到开放以后，底层百姓的农耕关系实现了三级跳，民国的时候，底层百姓们大多给地主老财种地，通常是越种越穷，因为产出东西多了，是地主的，产出的少了，地主还是要那么多，小老百姓永远只能肋紧裤腰带过日子，肋的住就活，肋不住就卖儿卖女，甚至直接饿死，这就跟这个时期农户给世家地主种地一样，世家子只会给他们勉强保持生存的东西，他们永远都看不到过上好日子的希望。

建国初，太祖发动大家搞集体，整大锅饭，情况比民国的时候好一点，但，搞集体，只是把大家创造出来的财富给国家了，国家成了所有人的地主。

这种方式确实让国家累积到了一定的资本，完成了一些重要目标，功在千秋，但，普通百姓依旧看不到什么希望，因为，就算你把集体的地种的再好，也不过是吃顿稍微饱些的饭而已，不能实现富裕，这样，久了之后，大家的惰性也就出来了。

开放以后，终于逐渐了实现了分田到户，这个时候，才是农业产出大爆发的时候，幸福村用短短一年的时间，经历过了这三个阶段。